娱乐至死(精)

娱乐至死 |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2019-03-02 20:00:00

今日领读要点: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真正的真理。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17:16

主播 | 昂九

编辑 | 东篱

「这是好书共读陪你共读的第 81 本书」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亲爱的书友们，很高兴遇见你。

通过前面两天的共读，您是否对媒介的意义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按照作者的思路，在揭示电视统治下的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印刷机时代的特点。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共读：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本次推荐阅读时间为20分钟左右，覆盖原书第34页到第52页。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来自迈克尔·威尔法尔的精彩引语。此人是德美浸礼会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与富兰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宗教派别的狂热分子四处散布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谣言，指责他们宣扬令人发指的教义，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认为这样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威尔法尔答复说，他的教友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做法，但最终还是否决了。他用以下这段话解释了他们的理由：

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上帝以启蒙人智为乐，他让我们意识到，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时地为我们拨去迷雾，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原则，改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满足。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终极，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效仿我们，认为我们——他们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远胜于此。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认为，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讨论结果的记录未能传之于世，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640年到1700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

那个时期的遗嘱记录表明，在1654年到1699年间，米德尔塞克斯县60%的家庭拥有藏书，其中92%的家庭拥有《圣经》以外的书。事实上，在1682年到1685年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非宗教书籍。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万居民的需求量，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第一，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今天的美国，唯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了。

到了17世纪末期，一种本土文学开始起步，这也同美洲文化对印刷术的偏爱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学当然指的是报纸。本杰明·哈里斯于1690年9月5日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共三页的报纸，名叫“国内外公共事件报”。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涉足报纸。第二期的《公共事件》再也没有面世。市长和市议会查禁了他的报纸，并且指责他发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论”。他们的这种反应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为他们的障碍。就这样，在美洲这个新的世界里，人们开始了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

哈里斯的失败激励了其他人对于报纸的尝试：《波士顿新闻信札》出版于1704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在此之后，《波士顿公报》（1719年）和《新英格兰新闻报》（1721年）相继问世，它们的编辑詹姆斯·富兰克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哥哥。在1730年之前，有7种报纸定期在4个殖民地出版。1800年前，报纸的数目上升到180种。

到了18世纪末，塞缪尔·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于英国2/3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

178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美国人醉心于报纸和小册子，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看书。富兰克林所说的“小册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在下面这段话中，他也提到了报纸和小册子：“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虽然当时并不提倡阅读小说，美国人仍然表现得如饥似渴。出版商为了得到某些潜在的畅销书，有时甚至会派信使去等候邮船，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布尔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说印刷装订成书”。那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法，“盗版”书四处泛滥，大众对此绝无微词，那些被视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

19世纪中叶，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1840年，一些边远地区，比如艾奥瓦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邦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1835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施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